我在潞城担任县委书记的回忆
刘文山
医院出来，在医院住了半年，患有高血压、脑血栓和冠心病，记忆力破坏了，只能把主要的说一下。
我是一九四O年初被紧急调到潞城县。因为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调动了六个军进攻共产党领导下的决死队和晋东南的八路军，摧毁了阳城、晋城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二月事变”。当时估计国民党军队有可能占领漳河以南地区，我们的部队准备撤到潞城以北。故把我从陵川调回地委，于春节那天又调到潞城，准备让我搞地下工作。现在的名字就是当时组织上给改的。我到潞城时，没有见到门晋如同志，他也是紧急被调走的，不知道调到了哪里。因为那时有个保密习惯，组织不说，你就不必问。后来，实际情况的发展不像原来估计的那样，我军撤到了壶关大井，原来准备的国民党占领潞城后的地下工作也变了，便把我们的主要精力用于对日伪的斗争上。这个过程，也就是潞城根据地形成的过程。
我到潞城时，朱彦仁是县长，山东省人，大学生，那时的县长差不多都是大学生。当年秋天，彦仁同志调走了，刘梅去接任他的工作。这时反蚕食斗争更艰苦了，潞城已划分为潞东和潞西两部分，潞西叫县佐，岳宗泰从长治调去任县委书记，我是潞东县委书记，刘梅是县长。我在潞东时间长，是一九四一年后半年调去的，调走时潞东、潞西已合并了，岳宗泰成了县委书记。
“十二月事变”前，名义上是国民党政权，阎锡山政权，实际上基本是我们党员在掌权，各县情况不同，有的完全是党员在掌权。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牺盟会时代，因为那时党员少，县委叫工委，工委就是县委的前身，工委隐蔽在牺盟会里，党组织也隐蔽在牺盟会里。党员的公开身份是牺盟会员，农会会员，工会会员等。工委有书记，没有副书记，也没有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工委主要是做地下工作，发展党员，搞党的建设，开展群众抗日民主运动，扩大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那时县长、特派员是党员的一般参加工委会为委员，但为了保密很少做党的工作。各县情况都是这样，所以潞城在宋乃德、侯国英时代估计也有工委，高平县的工委从三七年十月到三八年五月就结束了。
第二个阶段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要求大力发展党员，以适应建设根据地的需要。所以这个阶段党组织都有一个很大发展。因此把县工委改为县委，县委设组织、宣传等委员，分工管理各项工作。八路军工作团实际上是县委机关，工作团有团长，团长不是县委书记是县委委员，负责统战工作，这个阶段也就是根据地形成时期，究竟那时潞城有多少党员，多少个党组织，我记不清了。县里有独立营，独立营补充八路军后，县里又建立了县大队，区里有区干队。那时候各级书记对外叫政委，其它都不公开，县里政委讲话，实际上就是县委书记讲话。
当时的政权是“三三制”政权。刘梅同志四O年到潞城时，就是“三三制”政权，那时县委工作主要有三项：一、开展以农民为中心的群众抗日民主运动；二、发展党的组织；三、发展武装力量，工委时叫“扩红”，后来叫“扩军”，以开展对敌斗争。那时县政府里是在旧政权的基础上改造的。
百团大战以后，日寇会师华北，根据地工作就很困难了。那时敌人在潞城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根据地越来越缩小，各方面工作越来越困难，斗争越来越残酷，牺牲的同志也越来越多。游击区、根据地被敌人包围了四、五次，牺牲了很多好同志。四O年太行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时，我和岳宗泰同志参加了会议，我代表潞东，岳宗泰同志代表潞西。会议期间，彭德怀副总司令还专门接见了我们潞城代表，专门叫我和岳宗泰同志谈了一个多小时话，说明那个时候上级很重视潞城前线的斗争，也表明当时潞城的斗争是很残酷的（当时八路军总部、中共华北局都在太行区驻，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彭总兼华北局副书记，书记是杨尚昆同志）。
（作者：刘文山，离休，原山西省财政学院党委书记，已故。根据刘文山在中共潞城县委年11月在太原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
潞城广播电视台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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