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学人马曜
■谢本书口述张昌山撰文20世纪80年代初期，马曜先生（前右）与任继愈先生（前左）在云南民族学院年8月3日，马曜先生在书房中审阅书稿出生云南洱源的马曜，如何成为集战士、诗人、学者、教育家于一身的世纪学人，成为云南以至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座丰碑——
马曜先生是一位名人，我很早就已闻其大名，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他回到云南大学历史系工作，我们才相识。真正比较全面深入了解这位学术名家，却是在90年代末期我应邀撰写《马曜评传》之后。而今，马先生作古已6年有余，我常常想起他，很怀念这位备受尊崇的世纪学人。
丰富的阅历
马曜生于年10月11日，字幼初，云南洱源人，白族。早年在大理、昆明读书，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年，马曜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夏天，他利用与滇军将领范石生的同乡关系，到湖北襄阳策动滇军五十一师兵变，因故未成。此后马曜虽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但仍坚持不懈地进行革命活动。大学毕业后抗战已经爆发，马曜回到云南任中小学校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其间曾在西南联大进修一年，以优异的成绩结业。抗战期间，马曜常常利用学校课堂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抗战胜利后，马曜参加民盟，并声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他遵照闻一多等人的建议，以教育界人士的身份竞选云南省参议会议员，开展合法斗争。按照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马曜与杨青田、唐用九3人编成统战工作组，团结参议会中的积极分子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年底，党组织为他办理了重新入党的手续，年中共云南省委恢复他年入党的党籍。
年，马曜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并兼任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年聘为副教授。他在进步教师中传播马克思主义，鼓励大家走向光明。年，云南的形势很复杂也很严峻。马曜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利用“议员”身份多次与云南省主席卢汉商谈，动员他和平起义。他曾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逮捕的主要对象。9月中旬，马曜前往滇西参加边纵支队，做群众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年底，卢汉宣布起义，云南解放后马曜被委派接管大理，随后调回昆明。马曜先后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省民族工作五人小组成员，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边疆处处长，直到“文革”开始。其间还出任过中缅勘界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为中缅边界的勘定作出了贡献。“文革”开始后，马曜受到冲击。年，马曜主动要求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工作。当时省里要编一套云南地方史书，让马曜担任云南通史古代部分的主编。由他主持编写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于年出版，后来以此为基础写成《云南简史》。年，省里决定创办一份综合性政治刊物，取名《思想战线》，任命马曜为主编。由于刊物突出了学术性和地方特色，办得有声有色，颇得学术界好评，发行量曾达到10万册。而今，《思想战线》已成为国家的名刊、大刊，享誉学林。
年12月，马曜出任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院长，时年68岁，几年间，将一个干部培训学校建设成为一所综合性高等学校。年7月，马曜改任名誉院长，年离休。年2月6日，96岁高龄的马曜在家中无疾而终。我记得，是年2月2日是春节，2月3日我曾去看望他，他精神很好，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仍很关心学术界，要我多介绍些学术动态。没想到仅过了三天，马曜就辞世了。
学术是这位世纪老人的生命，他与学术相伴一生。
卓越的贡献
马曜是集战士、诗人、学者、教育家于一身的世纪学人，是著名的“道德文章并重”的“云南才子”，是当代白族文化名人的一面旗帜，也是云南以至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座丰碑。
在学术上，马曜既是民族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在多个学术领域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先后出版《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主编）、《云南简史》（主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白族简史》（通纂）、《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合著）、《茈湖精舍诗初集》、《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主编）、《大理文化论》、《情系大理·马曜卷》、《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马曜文集》（六卷本）等，发表文章余篇。
马曜的学术生涯中，科研成果丰硕，学术影响广泛深远。特别是在下述两个方面，作出了原创性的重大学术贡献。
一是在民族学和民族工作中，首倡“直接过渡”。上世纪50年代初，马曜在民委系统工作，参加省委派出的工作组，到潞西县遮放区西山景颇族聚居区作过较长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分析了41个村寨的情况，认为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应从客观实际出发，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他提出以景颇族为代表的边疆9个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土地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不应把土地改革作为一个革命运动阶段来进行，可以不重分土地，不划阶级，在国家帮助下，发展经济、文化和互助合作，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意见经省委采纳，并报中央批准，形成了“直接过渡”的思想和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取得了重要成就。历史已经证明，对云南边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过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历史还说明，在云南提出这个问题的，首先应提到马曜，是马曜的贡献。
马曜在长期的民族研究和工作实践中，还总结出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和规律。他提出，要正确处理民族工作中的八个关系：即“稳”和“进”的关系，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民主改革中团结上层与发动群众的关系，民主改革中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改革中发展生产和改革生产关系的关系，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发展经济和发展教育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中党的领导和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关系。他所进行的研究和总结，极有助于人们提高对民族工作的认识和把握，不断地推进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二是在历史研究中，首创“三重证评价”方法。仍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马曜就开始留意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他是从招待原西双版纳宣慰使署召片领政府议事庭长召存信的过程中，初步了解到过去西双版纳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后来，云南省政府副主席周保中要他起草一个向中央报告西双版纳政治形势的电报，内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西双版纳30几个勐土司（召片领分封的地方政权）的共主宣慰使的地位，颇类似周代王室衰微时期的“周天子”，但他在傣族人民中还保持着深厚的传统影响。从那时候起，马曜的脑子里产生了把西周和西双版纳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念头。随后几年，他与缪鸾和合作，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发现云南大多数民族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而且有亚细亚所有制典型的土地“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农村公社制度，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保存得最为完整。年，他们合作发表了《从西双版纳看西周》的长篇论文。通过比较研究，明确倾向于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这是运用民族学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引起史学界的极大 出生云南洱源的马曜，如何成为集战士、诗人、学者、教育家于一身的世纪学人，成为云南以至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座丰碑——
高尚的品格
马曜不仅为革命事业和学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人品人格也为世人称道。求贤若渴，施恩不图报，是马曜办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人格力量之所在。马曜常说，人无完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当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这里只说说他主政云南民族学院时的几个事例。他到民院后就为几个被错划为右派或被错判徒刑的人平反落实政策，并招聘来学校任教。当年有一位知识分子，有较高的英语、日语水平，还懂法、德、意等国文字，由于种种原因，这位知识分子成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马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将这位同志调入民院任教，并加以重用。马曜甚至对过去在运动中极“左”思潮影响下对他进行过错误批判的人也不计前嫌，安置录用。
马曜在广泛搜罗人才的同时，对少数民族学生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对学生关怀备至，视同子弟。曾有一个学生在试卷上写了有政治性错误的话，马曜认为这个学生本质上不坏，犯错误是年轻幼稚，听信谣言所致，对他应着眼于疏导教育，耐心帮助，不给处分，并让授课教师把试卷退给学生，不装档案。这个学生深受感动，认识了错误，后来表现很好，进步很快。还有一个学生的母亲在家乡鹤庆患破伤风，这个学生在昆明买到了急需的针水，却苦于无法及时送回家。马曜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让学校派车连夜赶了公里把药送到，挽救了生命垂危的病人。当地群众说：云南民院送来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深情厚谊，救活了一个人，温暖了众人的心。
马曜对朋友、同事和后辈的关心，始终一如既往的热情和真诚。他的书房和客厅常常是宾朋满座，电话铃声不绝于耳；他还不断收到各种会议和活动的邀请书。他为人太好，名声太大，又从不摆架子，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直到晚年仍是“离而不休”，整天忙忙碌碌。
马曜常说：一个人晚节很重要，有的人早年虽有丰功伟绩，若晚节不保，必然玷污一生名节。他赞赏清廉，痛恨贪腐。他两袖清风，生活俭朴，家无长物，只有藏书数千和满柜的书稿，然而却将无价的精神财富留给了后人。
广泛的交游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马曜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乐于且善于交往，朋友遍天下。
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马曜交游广，朋友多，积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这就大有益于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马曜从事民族工作，从民族上层到普通民众，他都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并从交往和调研中了解真实情况，进而提出真知灼见，于是才有“直接过渡”思想和“三重证评价”方法这些重大贡献。
学术交往是马曜学者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与国内外众多学术名家都有学术交流关系，这方面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仅就其学术交流中来往的书信而言，就是一笔丰厚、珍贵的学术文化遗产，希望有相关人士能早日将它整理出版。这里仅列举其中的几位——
徐嘉瑞先生是文史大家、教育家和诗人，年长马曜16岁，是一位前辈。据马曜说，他们相识甚早，上世纪30年代后期，从诗文往还发展到革命友谊，从忘年之交到忘形之交。徐先生很器重马曜，年为他的《茈湖精舍诗初集》作序，赞赏有加，又饱含期许。马曜非常敬重这位前辈，对他的学识及为人极为钦佩。早在年云南“九九整肃”中，徐先生被列入特务意图逮捕的黑名单，马曜知道后，连夜急告徐先生出走避风，免遭一劫。年，《徐嘉瑞诗词选》出版，马曜为其撰写了前言。之后，由马曜等知名人士共同呼吁整理出版徐先生的全部著作。年，由马曜主编的四卷本、余万字的《徐嘉瑞全集》终于出版面世。马曜在序中对徐嘉瑞先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五四运动以来在云南倡导新文学运动的主要代表，是最早研究和整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先驱，是云南文坛无可替代的一面旗帜。
马曜与方国瑜、杨堃、江应樑等著名教授的关系都很好。在云南从事民族研究的前辈学者中，有“三驾马车”之说，据我所知，这原来是指方、杨、江三位先生，后来杨堃调走了，“三驾马车”就是指方、江、马三位了。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马曜与他们的学术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比如关于“诸葛亮南征路线”问题，他与方先生之间就有过学术争论，但相互看重，彼此尊重，保持了终生的情谊。
季羡林先生与马曜同龄，都出生于年。他们在学术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互赠著述，互致问候，互道珍重，情真意切。季氏对马曜的道德文章评价甚高，并先后为《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及《纪念文集》题写书名。
云南大学李埏教授曾深情地回忆他与马曜的交往。上世纪40年代末，马曜到云大文史系任教后，他们成了同事朋友。马曜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书介绍给李埏看，并作讲解。李埏把马曜称作是他的“马列主义的启蒙教师”，并说“我之所以走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首先就是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我要感谢他”。
缪鸾和与马曜是志同道合的学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曾一起在民委系统工作，上世纪70年代又一起回到云大历史系任教。他们是学术上的合作者，共同撰写和发表了《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傣族封建领主制与周秦社会的比较研究》等著名论文。然而，年缪鸾和先生却不幸逝世。马曜肩负着合作者的殷切期望，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终于在年底出版了34万字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一书，并郑重地署上他们两人的名字，这既是他们学术合作的见证，也是对亡友最好的纪念，也展示了马曜不居功为己有的广阔胸襟和高尚情操。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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