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瘴气（也称为瘴、瘴疠、瘴疫、瘴疟，民国中后期被定义为恶性疟疾）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南并对中央王朝产生重大影响的生态问题。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原人眼中“蛮烟瘴雨”之地的代名词，也是瘴疠之区、死亡之地。边疆各族人民由于长期生息繁衍于此，对“瘴”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在生活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避瘴、防瘴、治瘴的方法。在云南，民国以前，对瘴疟的预防与治疗主要是以避、防和巫医为主，辅之于中草药治疗。民国中后期，随着以金鸡纳霜（奎宁）、常山等治疟特效药及其衍生药品的开发和推广，边疆各民族也逐渐认可和接受了这些特效药。所以，民国年间云南瘴疟的预防与治疗，可以说是走了一条从传统到近代的道路，应对瘴疟的重点经历了从避瘴、防瘴到治瘴的转变。
关键词：瘴疟；防治；药物
作者简介：于晓燕，女，山东平度人，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地理；付春，云南江川人，博士，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西南边疆史地文化。原刊于《贵州民族研究》年第12期。
一、神药两解思维下的瘴疟防治历史上，瘴气在滇南和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广为传播，如在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和爱尼族等兄弟民族聚居地区，对瘴气各有专门的名称，傣族称“开线”或“害脑陷”[1]，布朗族称“开维”，爱尼族称“米夷批阿”[2]。云南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防治瘴气的方式和思维。从历史资料来看，云南少数民族对瘴气的认识大多认为是鬼魂作怪，“瘴疟”都是人们触犯了鬼神而应得的惩罚。导致这种疾病观的产生，主要原因是受原始宗教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因此在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中，对瘴气的治疗是以巫术为主，并与简单的中草药治疗结合，以达到“神药两解”的效果。
（一）“巫医”治瘴在思普沿边地区，—年间奉令随同中央瘴疠考察团前往思普沿边考察的民政厅职员李竹操就认为，云南很多地方“迷信疟疾为神鬼作祟，或感冒瘴气所致”[3]。李安邦说：“盖一般民众，知识过低，迷信未除，咸称普洱之发生怪病，实由于党部摧毁城隍所致，若能复修庙貌，迎神办会，以省罪愆，则恶病自散。”[4]辛流在思普沿边一带考察时发现“居民迷信极深，无论男女，皆额烙火印，藉此辟邪”[5]。即使到20世纪50年代，思茅县委、县政府在思茅调查疟疾时也发现“思茅疟疾流行数十年……部分农村的人，对不规则发热的恶性疟疾以及不规则的慢性疟疾，都认为是烧热病，寒凉不清，若是大发了汗，仍还不好，就只有求神送鬼，而不吃抗疟药物。”[6]在这种情况下，在西医西药未传入以前，人民群众所依赖的就只有中草医药甚至“巫医鬼神”了。甚至有人认为人世兵火连天，阴府也在征兵派夫，不惜钱财扎裱纸人送至城隍庙焚烧以代替病人阴间被征之兵役，放回病人的“生魂”得以活命。一旦死亡，生者情至义尽，对得住死人，死者“在劫难逃”，死也应得。悲痛之余，求得一点自我欺骗的空虚安慰。弄得一时鬼神施威，病疫趁势，如风催火，似油助燃，满城炊烟不举，庙寺香火不息，民穷财尽，了无声息[7]。
在滇西德宏地区也是缺医少药，在解放军进驻边疆时，就发现“全德宏区仅有医务人员29名，平均人才有一名，医院，只有六张床位，一架显微镜，十把换药钳”[8]。加之当地“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有疾不服药，唯以姜盐注鼻中”，假若病情严重，则“命巫祭鬼路侧，病疟者多愈，病热者死”[9]。因此他们把很多疾病认为是鬼神作祟，特别是瘴气病。傣族群众认为，人生病是因为被“琵琶鬼”咬的，由此，生病之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出寨子的危险，土司头人则有权力指定谁是“琵琶鬼，哪个就永世被压”[10]，这一点在思普地区傣族、拉祜族中也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地还有琵琶鬼出来害人的记载。抗战期间，吴文华在孟定调查瘴气时发现，“孟定土著摆夷病，不服西药，日惟用推拿或求鬼神疗之，教育程度极低，毫无卫生知识可言，满街猪牛粪便，食物类多半生或全部加煮，故无论男女，大腹膨隆最为习见”[11]，“僰夷信佛，大半不讲经咒，仅崇拜偶像，与僧侣、山头、崩龙等皆信鬼神，故边区无中心思想之信仰”[12]。假若一生病，就出现了如遮放一带所言的“家家有人病在床，只会求神把鬼送”[13]的情景。少数民族一般生了病只想请佛爷念经，很少愿到卫生院诊治，到卫生院打针服药的多为汉族及土司属官。即使到解放初期，据潞西县卫生院负责人说，他们3年内从未诊治过一个德昂族或傈僳族、景颇族的病人[14]。在临沧地区云县“全县中有中、西、草医19人。其中16人在城镇行医，形成大片农村缺医少药，群众有病唯有祈求鬼神”[15]。而临沧县地处边陲，文化晚开，科学落后，“鬼神主宰生死”的思想影响很深，过去，求神送鬼，受骗上当的人很多。由于病人得不到医药治疗，多数难免于死[16]。
在红河州的河口县，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于疟疾的认识与治疗仍然停留在迷信的阶段，“群众对疟疾的认识差，封建迷信思想浓厚，都认为是神鬼所致而得病……几年来，由于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群众，打消了过去送药给他们不要，只相信鬼神救命的思想”[17]。“病后医药当然是没有的，只有巫士给你跳鬼，因之生死可以说全凭天命，而死亡率安得不惊人？这几处地方不很坏而人少，其所以显得荒芜，由于此乎？”[18]
（二）中草医治瘴云南瘴区各少数民族在“神药两解”的思想之下也注重对药的应用，总结了一些用草药及民间偏方治疗瘴气的方子和经验。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中认为“韭叶芸香草”能“治山岚瘴气中不服水土，有感冒、风寒暑湿，四时不正之气，乍寒乍暖，体困酸软，寒热往来，似疟非疟，或发瘴疟。可见，云南各民族有用芸香草治疟的经验。各少数民族也有用草药治疗疟疾的药方，如傣族的用药知识很丰富，有专门的医药著作（手抄本，称“档哈雅”），在疟疾治疗上，傣族常在疟疾病高峰到来之前，即3月到4月开始在竹楼里烧燃一些药材，如青蒿、桉叶等，来抵御“瘴气”的侵袭，还有用火草及其他药物混合揉绒，点燃灸患部或穴位，以治疗头痛、疟疾等疾病。西双版纳的布朗族也善于用药，在用药治疗疟疾上，有一些方法：（1）用青蒿根煮水喝；（2）用云南罗芙木、三台红花、一支箭、马鞭草、大狗响铃煮水喝；（3）用铜钱麻黄、麻栗果尖捣烂用酒炖服等等[19]。而佤族善于食疗，用薄荷、香蓼、茴香等做为鸡肉烂饭的佐料，既开胃又健脾舒肝，有治病后体虚、贫血、脾虚纳呆、血虚抽筋及消化道溃疡等症的功效。在疟疾治疗中，其方法与布朗族有相似之处：（1）青蒿根、车前草用水煮服；（2）三台红花、马鞭草、大狗响铃用水煮喝；（3）马鞭草、小黄散、排钱草用水煮喝等等[20]。临沧一带，有喝大锅药防治疾疫之传统，每年的端阳节，四面八方的人采集新鲜的艾蒿、苍薄、藿香、紫苏、柴胡、升麻、防风、白芷、百部、续断，白虎草等百多种草药在街上卖，不少人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购药材回家加工后贮存备用，隔些日子，大大煮一锅，全家老幼同服，有时也分给至亲和邻居服。抗日战争时期，群众还自发邀约，煮些大锅药，作为慰劳品，送给国民党二十三师驻临沧的抗日战士服用，大锅药防治了许多疾病[21]。在临沧的云县，也有用中草药治疗疟疾的情况，据说其中有效的是：（1）常山加草果；（2）樱桃树皮煮后加石灰水；（3）核桃芽（根皮均可）加草烟根，隔日煮服一次，服7天后，休息3天[22]。在思普一带，则通常还用柴胡治疟，李竹操在调查时发现，如“关于中药者，查当地中医之治疗疟疾者，重病则用大柴胡汤，轻病则用小柴胡汤”[3]。从以上材料分析可以看出，民国年间，在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中，对瘴疟的治疗是以巫术为主，并与简单的草药治疗结合，以达到“神药两解”的作用。
二、“避瘴”民国以前为宦云南瘴区的官员，很多时候并不在岗，采取一种“避瘴”的态度。明代万历年间，广南府知府虽一直设流官，但亦设土知府同知侬氏，侬氏传至万历间为侬仕英，“万历末，知府廖铉避瘴临安，以印付仕英子添寿”[23]。可见，广南府虽设流官，但由于其地为瘴疠之区，流官不能长驻，只能委府印于土司，自己避瘴临安。“清宣统三年（年），陈兆康、阳荣辉瘴故，辛亥九月，委员周世清、督办黎肇元先后瘴亡于勐遮，帮办蒋克成及各编户委员均畏瘴辞差，边事乏员经理，花茶捐亦停办”[1]，说明边疆地区避瘴风气之盛。很多瘴区的政府，因坝区瘴气严重，往往把政府衙署都迁往它处以避瘴。“当思茅疾病流行时期，伪政府效法伪满清政府把人民丢在一边，各自跑到依象、普洱去躲避。年因十数年的疾病流行，死亡过多，当时未正当防治，尽将道尹公署避于普洱……”[24]。在澜沧，民国年间也有因瘴气严重而屡迁政府衙署的现象。
对于避瘴，瘴区民众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云南各地都流传着“穷走夷方急走厂”的说法，也有说是“因为穷才到边，因为傻才做矿”[25]。这句谚语的意思是说：“人非至穷到无饭吃，急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不愿冒险到夷方瘴乡去”[26]。即边疆之地有瘴气，去了怕回不来，有命来挣，无命来花。此所谓“夷方”，即指西面峡谷区，摆夷所居之地而言。厂为上缅甸的老银厂、玉石场等更远的夷方。但走夷方的人往往是在霜降前往而清明前回（即冬旱季来，雨季前离开），这就是一种躲避瘴气的最好方法。因为雨季一来，蚊虫肆虐，由此传染疟疾，而霜降之后，蚊虫渐渐绝迹，所以传播源头减少，可以避免感染疟疾。也即所谓“新客怕雨水，老客怕冬天”[27]的道理。民国时期的各种调查资料也凸显了云南瘴区各民族避瘴的一些经验。如吴文华在孟定调查时发现，“当地居民每年值清明后一日，即群相迁居较高寒地带，以避瘴气，非至霜降以后决不敢下山来孟定”[11]。云南卫生实验处处长姚寻源在芒市调查时也发现，“四月至九月为雨季，瘴疟盛行，汉人经商者则多迁走以避之。惟摆夷人则不甚畏惧，年久受染而生有抵抗力矣。汉人、山头人、黎苏人及崩竜人等则居于四面山上，以避疟瘴”。“此外尚有二三家中医来开业，惟至雨季则因畏惧疟疾而迁走。”[28]周钦贤在滇西调查时也云：“所以芒遮附近之汉人如住居在猛戛等处，如要去芒遮做工或做买卖的人都在两季——约自每年5月初至11月中———前后才去，一到雨季来临，就即刻背起行装回到他们的老家，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雨季之期，疟蚊最多，传染疟疾之机会当然亦多也。”[29]德宏地区大部分居民多定居于相对高寒山区，以防止疟疾侵袭。民国及其以前，由于疟疾流行严重，山上汉族下坝生产时，只是早来晚归，不敢在坝区住宿。清明节后，坝区很少有汉人居住，经过芒市的汽车驾驶员也连夜赶往龙陵，不敢住在芒市，怕染上闷头摆子。“过了清明节，汉人树头歇，麻花开花，汉人搬家”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10]。通过调查车里县猛混坝人口及生死率之后，张凤歧得出“因此族（水摆夷）的健康体力，足以适应自然环境，抵抗病瘴。而山居民族虽能生存，惟须以居住山巅高地为宜。山居民族中以汉人为最不能抵抗瘴疟。”[27]在佤族地区，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佤族群众当时只敢在半坡上开田不敢到坝里，一是生产工具没有解决，二是怕瘴气。”[30]
在思普一带，“由本地各种土人避瘴之有效方法言之，瘴气即疟也，凡土人之来赶街子者，多于早晨过午过后，即忙回家，入夜绝不留坝子中，宁于山腰露宿，盖依其素来习惯，凡在坝子中过夜者，多中瘴而死，是瘴气在坝子中，不在山上也。”[4]“山区农民不敢在城内过夜，据说一宿之后，把‘摆子鬼’带回家去，第二天就要死人。此言虽有过实之处，但也可想见当时疟疾的炽烈了。”[7]严德一在思普地区调查时也云：“滇南边区，素称瘴疠，尤以车里一带，已属副热带气候，又以地势卑湿，夏秋雨水缠绵，蚊蝇为虐，疾病丛生。外乡人士，初抵其地者，染恙得病，鲜能侥免，故汉人来往边地经商，恒在干季期间，通常必待霜降始往，清明而返，留此度夏，俗称‘打雨水’。而敢冒此险者，内地人士，多无此勇气，历年以来，汉人不能在边地常久定居，气候之阻碍，实为一重要之原因”[31]。李勋在思普沿边调查时也发现：“包括走卖行商、土木匠、马锅头、高利贷者，所谓‘急走夷方穷走厂’，已成为附近各县农民之副业，如玉溪、石屏等县市，为数约近万人，惟纯以剥夺为目的，无久居刻苦经营之思想，待清明雨水下地，以为瘴气发生，即个个回家。”[3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思茅县委在调查思茅人口时，当地人说：“凡是歇在矮处的人就着，歇在高处不会着。”“别个乡村的人，不敢在城里住着，住到半夜子时，也要打着火把离开城区，到山头上去歇，后边睡着一夜就打摆子”。很多人家就在此时陆陆续续迁居普洱、澜沧及西双版纳等地，行商马帮等很少来往，人口因之急剧下降[24]。
在河口，徐清影描述道：“河口素以瘴气著名，夏秋之交，即为瘴发之期，中之者百无一免……然老街则否，且从未传染，因之旅居河口之富有者，瘴发时即移居老街以避之，夫之一河之隔，不同如是。”[33]
云南各族关于瘴气的一些习语及谚语都与对瘴气的神秘性有关，由于没有有效的药品对其进行防治，所以，只有采取躲避的方式来求生存，这也是一种消极避疫的表现形式。
三、防瘴在云南很多瘴区为了防治瘴气都流传着诸如“不起早，不洗澡，不讨小”的谚语[34]。朱家修回忆其带领腾永独立营进入遮芒一带时说：“我们出发前，一些腾冲、保山的老乡，好心地嘱咐我们，下去以后，要‘起勿早，吃勿饱，莫讨小’。起早了，雾重霜浓，会染瘴气；露水溅湿脚面，会溃烂；遮放软米好吃，如果不定时定量吃，会积滞不消化，也是造成疟疾的根源；放荡男女关系，将更糟糕。”[35]在红河金平一带也流传着“早上你不可进入山凹，雨后你不能沾染混水”[18]的警告，要不然就会中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省军区科研所为了了解云南部队的疟疾防治工作及推广“三防”“五防”卫生运动情况，组织了全省的疟疾大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对于疟疾（打摆子）认为是由于瘴气即生活起居不慎所致，如说：‘起床不宜过早，吃饭不宜过饱，喝水要开三老’‘不敢洗凉水澡’‘水果（指菠萝、芒果、牛肚子等）吃不得’‘不敢午睡’‘午睡后会头昏’等。”[36]这些谚语都是瘴区百姓自认为瘴气与以上行为有密切关系而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因此，只要避免这些行为，就可以很好地防治瘴气。
在经过中央瘴疠考察团及大量学者的调查研究后，认为瘴气就是恶性疟疾，是由疟蚊传播的，所以灭蚊、防止疟蚊叮咬成为了防治瘴气的根本之法。在不知道疟疾是由蚊子传染之前，云南瘴区各族百姓也在生活中总结了一些方法防止蚊虫叮咬。很多其实就是躲避到高寒地区或在蚊虫稀少的季节在进入瘴区，有效防治疟蚊叮咬。李竹操在新平杨武坝调查魁阁一带时发现，“杨武坝农民，仅以日出之际，由正午十二时起，至午后三时以前，方敢到此处水田中耕作，过此时限之来者，均中哑瘴。故到此处考察，其时此楼阁位于山阴之麓，地湿水清，附近农田，时常集水，而疟蚊最易滋生”[3]，这就是典型的避免在蚊子出没之际到农田劳作由此达到防蚊的效果。在临沧一带，各族群众“一是常在房内火塘中煮饭做菜，取烟熏蚊蝇。二是用青蒿、松毛、桉树叶、柏树叶等均放于屋内火炭之上，取烟熏蚊蝇。三是每年六月二十四日晚，家家把松柴破细，加上易燃物，绑成火把，熊熊的火苗上不断撒上干松树舂成的细粉末，一团团火焰直奔旮旮旯旯，蚊蝇毙命”[21]。伍法同也认为云南各族有“坚持洒扫除庭，节日前后扫尘涮物，抛撒雄黄，举火绕行田间进行瘴疫防治之举”[37]。梁光商说：“乡村居民，每当黄昏时分，蚊子蜂动时，即用草燃烟熏之”[38]。滇西一带的少数民族还有烧牛粪以驱除蚊虫防治瘴气的方法。“在外来观察者眼中牛粪是瘴气的病源之一，而地方性知识中燃烧干牛粪则是抵御瘴气的办法。”[39]赵孝纯也说：“摆夷人民生活，若干方面，卫生不讲，无论城镇村寨之街巷，墙垣抑空场，皆贴放粪饼（据谓此粪饼晒干燃火可避瘴毒）[40]。曾昭抡也说：“据说这火差不多是终日不熄，它的主要功用，并不在取暖或者烧水，而是在避瘴气。每年雨季一来，这火就必须保持着，让它永远不熄，火里面烧着牛粪，传说这样就可以效地避免瘴气。”[41]
同时，在明了疟蚊为疟疾传播的主要途径之后，各地或政府还利用种种蚊子的天敌进行灭蚊防疟。如“壁虎、蜘蛛、蝙蝠等动物，以蚊为食，实于吾人有益，故须加以保护，以期达到灭蚊之目的。”[4]政府也命令各地采取灭蚊灭蝇方法，如在《通令各属印发灭蚊灭蝇简法仰遵照宣传以重卫生由》中就列有“灭蚊简法”[42]。云南省建设厅也认为要保护农田中的谷花鱼和田鸡等动物[43]，这样不但可以灭虫灭蚊增加农田产量，同时减少稻田内蚊类孑孓生存，减少疟疾传播的途径。在很多政府提供的防蚊灭蚊方法中，还经常见到养鸭和养鱼进行防蚊灭蚊。还有，鼓励种植除虫菊，如医院院长职务回到昆明后，“他又向军医处处长周明斋和富滇银行行长缪云台陈述思茅抗疟面临的困难。提出抗疟技术问题和解决办法，尽量改变蚊虫孳生地———养鱼、养鸭生物灭蚊，大种除虫菊制蚊香。”[44]李竹操在“对思茅城区防治蚊虫的几点意见”中也提到“推广种植除（虫）菊”[3]的方法。以上为通过灭蚊防蚊而消除瘴气的生物方法，应该说都是行之有效的。
四、治瘴（一）鸦片治瘴民国年间，云南鸦片种、吸、售均较为严重，流毒甚广[45]。在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瘴区，鸦片吸食严重，很大程度在于边民认为吸食鸦片可以防治瘴气。如“河口素以瘴气著名，夏秋之交，即为瘴发之期，中之者百无一免，惟久在该地之居民，多吸鸦片以抵制之，故全无血色，奄奄如病夫。”[33]“元江人口较诸十年前是减少40%。而且死亡并不限于汉人，花腰摆夷亦一村跟一村地罹病而死；不过通常汉人的死亡率高。原因是汉人的劳作较少于夷人。而且汉人臆想中以为抽鸦片烟可以防瘴，实则抽烟足以伤身体的抵抗力。”在滇西芒市一带，“当地少数汉人皆吸鸦片，谓可避瘴气”[28]。在孟定，吴文华在为吸食鸦片并染瘴之少数民族治疗时就得出了“凡有鸦片烟瘾而发疟疾，类多不治，与一般鸦片可防疟论者，结果适得其反，在少数因发高热时不能吸烟，而体内细胞燃烧需要如故。因此，于病疟时兼发烟瘾者，亦不在少数，故遇烟瘾患者，必要时，鸦片酊不能或缺”[11]。
（二）砒霜治瘴早在年，刘丙生就对比了金鸡纳霜和砒霜治疗疟疾的功效，认为：“砒石之治疟疾，惟寒痰水饮甜肉生诞汁太多，赤血球变为腐败之白血球者宜之，取其比金鸡纳燥性更烈更速也。”[46]其从五行相生相克的角度说明砒石治疟胜于金鸡纳霜和鸦片，这虽有荒诞之处，但据民国年间学界研究发现，“砒、水银等药，古方均制入于各种丸散中用之，如鬼哭丹、惭鬼丹、辰砂丸、趁鬼丹等，古人不知疟疾原虫作怪，而以不可捉摸之‘鬼’字代表之，但治疗方面，竟能应用现代化知识之三硫化砒等以达疗治目的，古人理想之头脑，实较近人为优越。”[47]
（三）常山治疟中医界用常山治疟，历史由来已久。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首先采用蜀漆（常山叶）和柴胡治疗疟疾。“考诸本草书，常山为含有小毒之草，产四川广汉一带川谷间，其根曰常山，苗曰蜀漆，春夏用苗，秋冬用根，气味苦寒，主治伤寒寒热”[48]；“常山”与“蜀漆”，古方常二物合用，本属同一植物，根名常山，叶苗名蜀漆，功效相同（南洋称蜀漆为常山叶，性较常山为烈）[49]。在中国医学界，一直就有用常山蜀漆治疗疟疾的传统。而在民国年间，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常山成为了国产治疟药的一个典型代表。程学铭回顾了这一历程：“上年二月适由桂林行营传来治疟全方：用常山、槟榔、龟甲、甘草各三钱，乌梅、红枣各三枚，生姜三片”，据各方报告，甚为有效。“本所即试用此方以治疟，凡治疗血中确检得疟病原虫之疟疾之二三十例，均能迅速奏效。”[50]由此掀起了在四川金佛山种植常山的热潮[51]及在滇黔用常山治疟的风气。
（四）白枪杆药、绣球花及刘绍光的治疟新药有关云南白枪杆药解热治疟之特效，民间在实践的基础上已有流传。早在年，云南建设厅行文说：“窃查文山县所产白枪杆系一种植物性解热药，既有解热之功复有健胃之效，较之金鸡纳等剂有过之无不及者，拟请令行文山县署代购此种白枪杆皮质一驮运送来所，医院及试验所化验……”[52]，并下令送往昆明专业机构进行研究，以利种植开发利用。李竹操在赴思普一带调查时也发现，在思普一带，有关治疗瘴气的土药还有几种，即“关于土药者，当地有绣球花及白枪杆二种治疟疾”，“又除金鸡纳外，据一般民间医疗有经验者称述，本省尚有数种药材，可治疟收效极良，如白枪杆，此树产于开化，医院移来栽培，亦能繁殖茂盛，此次奉令前往普思等处，一路经过青龙厂元江等地，亦见有是树。据思茅父老称述，有石桶巴蕉莲，省城名之曰地涌金莲，亦有良效云。以上三种，将来省立卫生实验处成立，可实地研究试验，若以科学方法上证明有效，不妨广为种植，以苏民困而救地方恶病。”[3]特别是当思普地区治疟灵药金鸡纳霜等一药难求之时，白枪杆等土药就成了首选之药，“一般民众，鲜知金鸡纳霜之特效。即知之亦因供给量少，购买力弱，而无法求得金鸡纳灵丹。患病时，只用山草药以治之，如白枪杆或称杆杆药（豆科植物）”[38]。政府也十分重视此种土药的开发，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建设厅也令砚山开广区农场场长黄志礼和河口热带植物场长张吉亮，要求详拟三七、白枪杆推广计划，“查国产药材，颇多特效，滇中所产，尤属指不胜屈，就中以‘三七’及‘白枪杆’最为著称……合训令该（场长）即遍遵照限文到一星期内，迅即相继拟定（三七、白枪杆）推广计划具呈来厅，以便核示，案关抗建生产要政，勿稍延违，是为至要！”[53]把云南的土药种植提到事关抗战建国的高度，可见对于白枪杆药治疟是抱有极大期望的。
刘绍光将白枪杆土药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为云南治疟中成药研制科学化和中药研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4]。刘绍光用中草药研制抗疟药品的科研成果于年开始在学术界发表，云：“滇产一种新植物，俗名白枪杆或根根药，著者等发现其皮确具治疗疟疾及消灭疟原虫作用……较金鸡纳有过之无不及。而各种药理作用则与奎宁相似……此外根茎之皮及叶均具显著之解热作用。”[55]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学术界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曾昭抡就介绍说：“又卫生署中央药物研究所所长刘绍光氏，近自滇桂边境出产之药用植物中，提出‘新灵’‘中灵’‘瘴灵’等抗疟药物，据称其效用远过于金鸡纳霜，如‘瘴灵’竟与外国最新式之综合抗疟药，不相上下。”[56]同年，《新中医刊》也报道了刘绍光的研究成果，云：“昆明讯：中央药物研究所所长刘绍光，顷以国产药材，发明‘新灵’‘中灵’‘瘴灵’三种药品，均为疟疾之特效药，并以纯益百分之二十，拨作药物学奖金，用以奖励学术研究。”[57]
（五）金鸡纳治疟金鸡纳霜能够治疗疟疾，这在医疗界已经是一种共识。特别在西南，由于“瘴气病”蔓延，“鉴于金鸡纳霜不特可为医药之用，尤能克制此种‘瘴气’”[58]。因此，金鸡纳也被认为是“自十七世纪中叶以来，三百年来居惟一之抗疟圣药地位。”刘经邦曾引著名内科大家欧氏的言语说：“若有医生至今日尚不能以奎宁治愈疟疾者，可以不必行医矣”，“根据以上种种说明，奎宁仍为今日（治疟）唯一圣药，绝无疑问”[59]。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云南疟疾盛行的思普沿边一带，就已经有人认识到金鸡纳治疗疟疾的特殊功效。“到缅泰经商的河西人中一些有心人，向当地人请教之后，从瓦城（即曼德勒）、勐各董（曼谷）带回了一些西药，有片剂，也有酊剂，还有一种胶状的。人们不识外文，称那酊剂为‘救命药水’或‘大药水’，称片剂中糖衣是白色的为‘白药’，绿色糖衣的为‘绿药’”，除“绿药”是治肠胃病的以外，“白药”和“救命药水”都是用产于南洋的“奎宁”———又称“金鸡纳树”的皮制成，专门杀灭疟原虫，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只不过在服用时间，剂量等方面还有些学问而已[60]。在云南的瘴区，20世纪20—30年代，瘴区普通居民对于金鸡纳可以作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由于一则中国不生产金鸡纳，使得居民无处购买，二则缅甸及南洋进口含金鸡纳药品价格昂贵，普通居民无力购买，所以致使云南瘴疠横行，政府却无法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思茅县委在调查疟疾时也提及，民国年间“当时惟一有效的药品为金鸡纳霜和大药水，但使用还不普遍”[24]。可见，云南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虽然知道金鸡纳霜为治疟圣药，但鉴于药品价格过高，普通民众无力承担，所以使用率并不是很高。
（六）其他治疟方法从缅甸流入云南的一种治疟药物如阿魏，是一种胶状体物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为“阿魏”，“是长于印度、波斯（即今伊朗）一带的一种多年生长的植物枝茎渗出的乳液凝结而成的，味奇臭，因而有人说那是用粪水做成的。不过，据带它回国的人说，缅甸人是用它来治‘瘴气’（实际上就是疟疾，医学上称为Malaria）的”[60]。“又鳖甲、阿魏二药，对于久疟脾肿大者，亦有特殊之效验”[47]。在德宏地区据朱家修记载：当年腾永独立营部队从遮放返回腾冲，官兵患染恶性疟疾的，一天比一天增多，好些烧热不退，饮食不进，已不能操课执勤，也有病死的。腾冲的慈善会绅耆闻讯，动员群众来施医送药，除送进口的“清快水”“碧腊水”外，有的还捞得数桶活蝌蚪，用清水吞服；有的把青蒿、干人粪烧成灰，用粪坑石头烧红“噱”汤，名叫“三解汤”的大锅药送来服用[35]。
民国年间云南的边疆民族地区对于瘴气的防治主要是在神药两解的思想下进行的，以“避”和“防”为主。在民国中后期，西方的治疟特效药如金鸡纳霜及其衍生药品（扑疟母星、阿的平）等药物开始传入云南并为各少数民族所接受和使用，加之本土药材如常山、“瘴灵”“新灵”等中药的研发，在“治”方面取得一定的效果。从上所述中不难看出，民国年间云南瘴疠的预防与治疗，经历了从避瘴、防瘴到治瘴的一个转变，基本走上了一条从传统到近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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